2021年8月31日，拜登就美國結束在阿富汗20年的軍事行動發(fā)表講話

“我們只繼承了一個最后期限，并沒有撤離方案可以繼承?！痹?月13日眾議院的質詢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為從阿富汗慌亂撤軍辯解的話，招來了共和黨籍眾議員的猛烈“炮轟”。9月15日參議院的質詢中，又是一輪“炮轟”。阿富汗突如其來的變局，成了共和黨人抨擊拜登外交無能的政治武器。作為拜登政府的掌門人，布林肯儼然成了背鍋俠。其實，拜登也是背鍋俠，他在為前任們背鍋。

從2001年大舉入侵，到2021年慌亂撤軍，阿富汗問題就像一面棱鏡，折射出美國外交意愿和能力之變。拜登入主白宮時，意愿與能力之間的張力，已經達到臨界點，大幅調整勢在必行。這也解釋了在撤軍問題上，拜登政府為何這么著急。但是，從阿富汗慌亂撤軍所引發(fā)的問題，絕不能只看它引發(fā)了美國政治內斗。更值得關注的是，拜登政府在推動美國外交做重大轉型。

轉 型

在8月31日發(fā)表的關于阿富汗問題的講話中，拜登算了一經濟筆賬：20年來美國在阿富汗花費了超過2萬億美元?！笆堑模绹嗣駪撀犅?，每天花費3億美元，持續(xù)20年。”他還說，“那我們在機會方面失去了什么？我拒絕繼續(xù)一場不再為我們人民的重要國家利益服務的戰(zhàn)爭?！?/p>

拜登這話很契合他的“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外交”之理念。事實上，拜登外交的突出特點就是“外交服務于內政”，這也是他急著從阿富汗撤軍背后的驅動力。

如果對比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扛著自由國際主義大旗，在海外顯示存在甚至“改造國家”，不得不說，這是美國外交的重大轉型。這倒不是說，以前的美國外交不服務于內政，而是說超強的國家實力，使美國有能力和意愿，在外交上做出一些明顯超出“正常國家”所界定內政的事情?？嘈慕洜I阿富汗20年，最終以失敗告終，客觀上成了拜登政府論證自己外交轉型合理性的證據。

離開阿富汗，不只是軍事意義上的撤軍。用拜登的話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在上述講話中說：“這個關于阿富汗的決定，不僅僅是關于阿富汗。它是關于結束一個重塑其他國家之重大軍事行動的時代?！卑莸沁€說，“當我們翻開過去20年指導我們國家的外交政策這一頁時，我們必須從我們的錯誤中學習?！?/p>

簡單地說，這就是外交上的戰(zhàn)略收縮。這種收縮始于奧巴馬政府時期，但拜登政府的意愿更堅決、力度更大，客觀上顯示出“節(jié)點”的特征。

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從阿富汗混亂撤軍中解讀出“美國與世界漸行漸遠”?，F(xiàn)在下“美國與世界作別”的結論，或許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確在減少美國的“海外足跡”。

俄羅斯國際問題學者、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寧近日撰文稱，最近逐漸顯露出來的“拜登主義”，放棄了美國在9·11事件后重塑其他社會和在境外進行國家建設的政策，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里程碑。“從阿富汗撤軍后，這一學說尤其顯得更加可信。”

為什么是“更加可信”呢？因為正在發(fā)生的外交轉型，并不是拜登的突發(fā)奇想或沖動決策，而是美國“醞釀”了10年的過程。奧巴馬在2010年就做出了從伊拉克、阿富汗撤軍的決定，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兌現(xiàn)承諾。特朗普為了與阿富汗塔利班達成撤軍協(xié)議，甚至幾乎是無條件地釋放了5000多名塔利班人員。用特列寧的話說，拜登的行動基本上是將已經進行了10年的進程正式化和最終化。

雖然拜登及其內閣高官，把撤軍的混亂歸咎于特朗普的那份協(xié)議，但事實上他讓美國離開阿富汗的急迫心態(tài)，一點也不輸特朗普。比如，據美國媒體報道，拜登多次拒絕軍方提出的要求，即通過維持少量駐軍以促成阿塔與喀布爾政府達成政治協(xié)議，然后再撤軍。他也拒絕了5位美國前駐阿富汗大使聯(lián)名發(fā)出的“不要放棄阿富汗”的呼吁。盡管拜登聲稱會繼續(xù)在阿富汗反恐，但他的真實意圖是想走得不留痕跡。

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約書亞·西弗林森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斯蒂芬·韋特海姆，在9月發(fā)表于《外交事務》雜志的文章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浸潤政壇半個世紀的拜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美國建制派的“化身”，但他在阿富汗撤軍問題上的表現(xiàn)，怎么看都不像個建制派。就外交層面而言，美國的建制派曾能與自由國際主義畫等號。盡管最近幾年建制派的理念、主張也在變化，但還遠未達到與自由國際主義徹底切割的地步。

這兩位學者通過分析拜登1973年首次當選參議員以來，在外交理念上的變與不變，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拜登是務實的現(xiàn)實主義者，他在推動美國外交實現(xiàn)重大轉型。他們認為，雖然特朗普也表現(xiàn)出了轉型的動機，但正是拜登展現(xiàn)了邏輯清晰的“務實的現(xiàn)實主義”。在他們看來，這種外交模式高度重視“獲得可見的國家利益”，也預期其他國家會追求自己的利益；拜登所做的是通過改變方向，使美國在競爭的世界里獲得自己所需要的。

困 境

但是，無論拜登外交如何“改變方向”，希望美國繼續(xù)“領導世界”的這個大方向不會改變。他在對西方盟友的喊話中，刻意把國際政治界定為民主與威權的對決，意在喚起西方的集體焦慮感，確保西方繼續(xù)主導世界。當然，這種主導必須經由美國領導。不過，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因素來看，拜登的外交轉型都面臨著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境，更別提繼續(xù)領導世界這個“終極目標”。

美國外交轉型的推進，離不開盟友的配合。但對于美國來說，這里面隱藏著一個近乎無解的難題：一方面要求盟友分擔責任；另一方面又要確保盟友對美國的信任。奧巴馬之所以在外交轉型上小心翼翼，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想在兩者之間確保平衡。特朗普無視這個難題，結果是對美國的盟友體系造成傷害。拜登的外交，可以說是從矯正特朗普這一點開始的。他高喊團結盟友，但客觀上卻走向了反面。

阿富汗變局之后，美國的承諾是否依然可靠？在美國與其西方盟友的關系中，這個問題如同房間里的大象。美國前外交官、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學者丹尼斯·羅斯，近日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別杞人憂天了，美國的信譽能挺過阿富汗變局》的文章。他列舉了1983年里根政府時期造成200多名美國軍人身亡的貝魯特軍營大爆炸、克林頓政府時期在沙特發(fā)生的造成19名美國飛行員死亡的恐怖襲擊等案例，得出“盟友依然需要美國”的結論。

還有美國學者認為，更久遠之前越戰(zhàn)后期的“西貢撤退”（1975年），以及肯尼迪政府時期的 “豬灣事件”（1961年），美國都挺過來了，這次不會有什么不同。的確，阿富汗變局給美國信譽度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還構不成對其同盟體系的致命一擊。但這樣簡單的歷史對比忽略了一個關鍵事實：那個歷史時期，美國的絕對實力和相對實力，都處于上升期。而如今的現(xiàn)實和趨勢是，美國的絕對實力仍然強大，但相對實力卻在下降。

從盟友的角度看，美國是否可靠，根本上取決于其是否具備可以兌現(xiàn)承諾的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拜登反復向盟友承諾，與特朗普在承諾上的吝嗇，效果上沒有多大不同。

兌現(xiàn)承諾的實力屬于內政范疇。即便不考慮美國經濟實力能否重回歷史巔峰時刻，僅從國內政治這個維度，就能看出拜登政府恢復美國國際信譽、推動外交轉型的難度。拜登是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黨爭達到歷史頂峰時入主白宮的，這樣的現(xiàn)狀不可能不影響其外交政策。

美國總統(tǒng)外交政策的推行，很多都是通過與他國簽署協(xié)議來實現(xiàn)的。而這些協(xié)議的“定型”，是以總統(tǒng)簽署行政令還是經國會通過成為法案的程序，在效力上是存在很大差異的。如果屬于前者，那就意味著協(xié)議的有效期很可能就是總統(tǒng)的任期?？▋然鶉H和平基金會學者杰西卡·馬修斯，就指出了拜登的這個困境：他的很多外交議程都不得不借助總統(tǒng)行政令，但整個世界都知道，這些能被下一任總統(tǒng)輕易推翻。“外國政府都清楚，去年的大選并不是對特朗普主義的清算?！?/p>

美國杜克大學的瑞秋·邁里克，在論述政治極化與美國可信度的文章中指出，長期以來，美國外交政策都沒有國內政策那樣極化，這是美國外交可信度、穩(wěn)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半m然政治極化會隨著選舉周期而變化，但它已經成了當代美國政治的持久特征?！痹谒磥?，這主要是因為那些支撐政治極化的因素，比如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化、經濟上的不平等、碎片化的媒體環(huán)境以及政黨的衰落等，都不會很快消失。

馬修斯認為，拜登入主白宮時，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持續(xù)半個世紀的外交共識已經崩塌?！懊绹螛O化與國會的黨派化，意味著幾乎每項外交政策的轉變，都將是一場政治斗爭?！痹谒磥?，目前的美國外交精英分為兩大陣營，一方認為美國必須繼續(xù)領導世界且責無旁貸；另一方認為，過去20年的外交證明，美國把國家利益的范圍界定得太寬。而拜登外交想兩者都要—既要繼續(xù)領導世界，又要縮小利益界定范圍。以此來看，拜登設定的目標，本身就在增加外交轉型的難度。

2021年7月20日，美國紐約街頭

危險性

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學者、《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9月初在《經濟學人》的文章中寫道：“在歷史學家看來，美國看起來很像歷史上的‘哈布斯堡模式’，擁有龐大卻疲憊不堪的軍隊，這些軍隊被分散部署在很多地區(qū)。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也敲響了哈布斯堡模式的警鐘，美國將大量軍事裝備遺棄在阿富汗?！泵绹粫窆妓贡さ蹏菢颖浪幱凇皰暝敝械拿绹?，對整個世界來說都會更危險。

一個更加焦慮的美國，在外交上“犯錯”的概率只會更大。而外交上的挫敗感，又會增加焦慮感，導致外交上更少理性、更多冒進。最近的事態(tài)發(fā)展，似乎正在證明這個邏輯。在阿富汗的災難性外交失敗后，拜登政府最焦慮的是其印太戰(zhàn)略的可持續(xù)性。具體地說，是擔心美國在印太的盟友信心動搖，從而弱化對美國外交戰(zhàn)略的支持。已經有美國學者開始支招：“拜登政府需要通過比原計劃更明顯的軍事演習和部署，來展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威懾力量?！?/p>

在論述拜登外交轉型時，特列寧寫道，對外政策方面，華盛頓已經放棄了溫和霸權的形象，轉而擺出西方世界領導受到攻擊時的戰(zhàn)斗姿態(tài)。9月15日，也就是完成從阿富汗撤軍僅半個月后，拜登宣布將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以強化在印太地區(qū)的軍事威懾。一同宣布的，還有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組建的“新型印太伙伴關系”。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9月17日報道，拜登的這些決定，事先沒有與歐盟做任何溝通和協(xié)商。

法國外長稱這是“像極了特朗普所作所為的、冷酷的單邊決定”。法國之所以憤怒，原因之一是拜登此舉攪黃了2016年法國與澳大利亞達成的潛艇交易。毫無疑問，這是拜登外交“傷盟友”的又一案例。但不容忽視的是，美國相對實力的衰落，決定了拜登“團結盟友”有誠意的一面。如果這樣對比來看，就更能凸顯拜登外交偏離理性的冒進一面。

拜登政府如此急切地拼湊軍事集團，無疑是為了“挽救”印太戰(zhàn)略，服務于對華戰(zhàn)略競爭。但即便是從美國的角度看，中美戰(zhàn)略競爭不是、也不應該是聚焦于軍事較量。所以，拜登外交轉型還有一個潛在的危險性，即把外交“安全化、軍事化”。雖然拜登組建了一個“外交天團”，強調外交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權力工具箱里，目前唯一“無可匹敵”的就是軍事實力。轉型困境越大，動用這個工具的沖動就越強。這也是拜登外交的“危險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