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學家,穿過百年風華

中國女科學家與祖國、她們的時代一同成長。今天,越來越多女科學家從中國走向世界,短短百年時間,從無到有地建立了一種從邊緣到中心的歷史敘事。

作者:本刊記者 肖瑤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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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號航天員出征儀式在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舉行,劉洋向人們揮手致意(圖/視覺中國)


從科學史里尋找女性的痕跡,是一件讓人心潮澎湃的事。

在網(wǎng)上搜索“原子彈之母”,結果既可能是吳健雄,也可能是王承書。前者,是二戰(zhàn)期間“曼哈頓計劃”的唯一女科學家。后者,是引領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主將。

以物理、化學等現(xiàn)代學科為主的科學領域,中國是后來者。我們經(jīng)歷了向西方學習的現(xiàn)代化進程,因此,不少稱謂與意義都有著向西方借鑒與學習的痕跡。再如,“中國的居里夫人”,指的是何澤慧,她是中國原子能物理事業(yè)開創(chuàng)者之一,與“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伉儷情深。

原子彈的發(fā)明與開拓,是國力與科技實力的關鍵節(jié)點之一。輔助發(fā)現(xiàn)“宇稱不守恒定律”、幫助楊振寧與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的吳健雄;新中國科研的主要倡導者、被譽為“中國半導體之母”的謝希德;與丈夫錢三強聯(lián)合發(fā)現(xiàn)鈾核三分裂與四分裂現(xiàn)象的何澤慧……她們在中國科學史上有著獨屬于自己的一頁。出于尊重,后人也許會尊稱她們?yōu)椤跋壬薄?/span>

現(xiàn)當代,“女士”與“先生”的概念有了時代含義,兩者在廣義上已互為平等。而“女科學家”四個字,在今天不再是稀缺與異類的代表,而是更多昭示著某種只有女性能提供和展示的生命經(jīng)驗。

回望中國女科學家走過的路,她們與祖國、她們的時代一同成長。直至今天,越來越多女性科學家從中國走向世界,短短百年時間,從無到有地建立了一種從邊緣到中心的歷史敘事。


脫軌者

1901年,一個名叫謝長達的江南婦女,率先在蘇州發(fā)起婦女放足會。她雖是小腳,卻希望從廢止纏足這件事入手,扭轉(zhuǎn)“中華閨閣,大半不學”的固陋局面。

謝長達不是科學家,只是舊式望族聯(lián)姻中的一枚棋子。她的丈夫王頌蔚,是兩任帝師翁同龢的得意門生,也是蔡元培的老師。丈夫因割地賠款憂憤而逝后,謝長達帶著九個孩子回到老家蘇州,獨自教養(yǎng)子女。

放足與科學沒有直接關系,但謝長達對女性進步的堅持和奉獻,這件“小事”只是個開始。

1906年農(nóng)歷十月,謝長達的一個孫女出生,兒子王季同給她取名王明貞。王明貞十歲那年的一天,謝長達偶然看見她正在給一個弟弟穿衣服,便對王明貞的繼母斥道:“你怎么把明貞留在家里當婢女使喚?她應該去學校念書!”

在王明貞出生的同年,謝長達創(chuàng)辦了振華女校(后更名為蘇州第十中學),設置數(shù)理化,而且用的都是外國原版教材。這所學校后來走出了作家楊絳、婦產(chǎn)科學家王淑貞、農(nóng)學家沈驪英等女性。其中,還包括謝長達的一個外孫女,名叫何澤慧。

何澤慧比王明貞小8歲,生于一戰(zhàn)爆發(fā)前夕,也與新思潮的涌動勃發(fā)一同面世。她們的青春年華幾乎覆蓋整個動蕩的近代中國。二戰(zhàn)結束之際,何澤慧發(fā)現(xiàn)了原子核裂變的四分裂現(xiàn)象。不過,相較于何澤慧,后人更多聽聞的是她的丈夫錢三強。

嚴格來說,中國古代沒有“科學(science)”一詞;晚清以來,西學東漸,“science”一度被譯為“格致”,沿用至20世紀初?!案裰隆北臼侵惺秸軐W里的詞語,在《大學》里,“格致”即“格物致知”,指窮究事物的原理法則而總結為理性知識。

五四時期,“賽先生”的強勢侵入,乘著某種振興民族的公共氣概,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當時沿襲自傳統(tǒng)的男女教育格局。

王明貞中學畢業(yè)后,王季同希望她先結婚,不必急著去讀大學。幸好,當時姐姐王淑貞拿著醫(yī)學博士學位從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回國,二話不說用自己的錢資助妹妹讀書。

從密歇根大學以物理碩士畢業(yè)后,王明貞先在金陵女子大學教了兩年書,隨后還想再一次嘗試申請英庚款的國家留學基金。

然而,雖然王明貞提前獲知自己考了第一名,但最終的發(fā)榜名單上卻沒有她的名字。當時的命題組組長看到錄取名單后,說了一句話:“派個女學生出國去學物理,不是浪費錢么?不如派第二名男學生好?!?/span>

王明貞只好先回國。1937年夏天,因日軍侵華,王明貞轉(zhuǎn)移到漢口。邀請她任教的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恰好也在漢口。聽聞王明貞的留學夢,吳貽芳當即為她寫下一封推薦信,王明貞得以再次被密歇根大學全額獎學金錄取。

就在王明貞來到密歇根的第二年,另一名與她一樣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的女學生王承書,也進入了密歇根物理系,研究方向是稀薄氣體中聲的傳播和氣體中的輸運現(xiàn)象。

王承書原本留在燕京大學任教,同時繼續(xù)攻讀碩士學位。盧溝橋的槍聲,逼迫她離開北京,輾轉(zhuǎn)到西南聯(lián)大。

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她得知了密歇根大學的巴爾博獎學金計劃。那是一份成立于1917年,專門用來資助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東方女生來密歇根大學留學的獎學金。

因為戰(zhàn)爭,她們的留學夢得以實現(xiàn)。有書讀,是時代的偶然;就此作罷,才是那個年代更多女子命運的必然。

事實上,回溯舊時代的女性知識分子,也許會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不愿承認的事實:歷史上那些克服性別掣肘與傳統(tǒng)觀念的女性,鮮少有人是從貧困且封建的家庭里走出來的。她們身后的家庭,大多有著超前于時代的精英意識與社會責任感。她們接觸到的智識環(huán)境,也是同年代大部分女子所不能企及的。


闖入者

1932年,18歲的何澤慧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當時,這個班里有8位女同學,時任系主任葉企孫擔心女生學物理困難,動員她們轉(zhuǎn)系。最后,只有包括何澤慧在內(nèi)的3名女學生堅持到畢業(yè)。

女性到底適不適合學物理—或者這個問題的主語應當換一下:物理到底是否本質(zhì)上排斥女性?只有歷史能給予答案。

同年,遠在北平的燕京附屬小學來了一個名叫曹天欽的河北轉(zhuǎn)學生。30年后,他將拿著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系博士學位,領導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工程,成為中國發(fā)現(xiàn)蛋白質(zhì)奧秘的生物學先驅(qū)。

在那時,這名轉(zhuǎn)學生讓另一個長久以來一直位居第一的學霸謝希德落到了第二名。

謝希德是個女孩,福建泉州人,生于軍閥混戰(zhàn)年代。她的父親謝玉銘,曾因精確測定氫原子光譜結構,被楊振寧譽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人”。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謝希德輾轉(zhuǎn)考上湖南大學物理系,可沒多久就因股關節(jié)結核病被迫休學。四年臥病期間,她仍然自考上了廈門大學物理系。

在給廈門大學的自薦信里,謝希德寫道:“國家在巨變中,人類的歷史正在重寫,中國的前途有待于這輩青年的努力?!毙貞讶绱舜罅x的謝希德,在新中國成立后,成為我國半導體物理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從無到有地,在新中國建立起固體物理學和量子力學等數(shù)門物理相關課程。

1936年,何澤慧從清華畢業(yè),進入德國柏林高等工業(yè)大學技術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成為實驗彈道學專業(yè)的第一個外國女留學生。

同一年的大洋彼岸,另一個24歲的江南女子從老家蘇州瀏河鎮(zhèn)出發(fā),踏上前往美國的船。她將要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始物理學研究生學業(yè)。面試她的時候,主持人是32歲的物理學系正教授奧本海默。

這是一名身材嬌小、愛穿旗袍的江南女孩,在家族排第二,按照“英雄豪杰”的字輩,有一個渾厚遒勁的名字:吳健雄。

青年吳健雄受到父親與時任上海中國公學老師胡適的影響,尤其是聽過胡適在蘇州第二女子師范學校那場名為《摩登的婦女》的演講后,感到“思緒澎湃,激動不已”。胡適提倡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更是成為吳健雄走上科學求真道路的重要精神支撐。

1941年,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改寫了當時許多科學家的命運。

何澤慧被迫滯留德國。兩年后,她進入海德堡威廉皇家學院核物理研究所,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

同一時期,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校長卡爾·康普頓等科學家,意識到了科學研究對戰(zhàn)爭的重要性,于是向羅斯福總統(tǒng)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研究雷達的“輻射實驗室”。

當時,剛從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yè)的王明貞,在數(shù)學家烏倫貝克教授的好友推薦下,來到了輻射實驗室工作,研究噪聲理論。三年后,王明貞和導師聯(lián)名寫了一篇關于布朗運動理論的論文,刊登在1945年的《近代物理評論》上。之后的半個多世紀里,這篇論文一直被評為“20世紀上半葉物理學方面最有影響的論文之一”。

1946年春天,何澤慧離開德國,來到法國巴黎,與丈夫錢三強一起,在居里夫婦實驗室共同繼續(xù)科研。在這里,他們首次發(fā)現(xiàn)了鈾核裂變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現(xiàn)象。在此之前,國際上一直認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為兩個碎片。

而遠在美國的吳健雄,從伯克利博士畢業(yè)后,在奧本海默的邀請下,加入了美國政府于1942年到1945年開展的“曼哈頓計劃”。這個計劃的最終目標,是趕在戰(zhàn)爭結束前造出原子彈,而其所倚仗的理論基礎,是1939年德國科學家提出的鈾原子核裂變反應。

80年后,美國《時代》將彼時已逝世20余年的吳健雄推舉為世紀年度女性。贊詞這么寫道:“如果沒有這位物理學家,這個項目(曼哈頓計劃)可能會失敗,甚至二戰(zhàn)可能會拖延到1946年以后才結束?!?/span>


裂 變

戰(zhàn)爭結束后,裂變還在發(fā)生。

微觀物理學家熱衷于研究粒子,其中有兩個粒子θ和τ很特殊:它們具有幾乎相同的質(zhì)量與壽命,卻有兩種不同的衰變模式。

這一發(fā)現(xiàn)違反了一直以來盛行于物理界的“宇稱守恒定律”。當時,中國籍科學家楊振寧與李政道首次對這一近乎公理的定律提出挑戰(zhàn)。他們發(fā)現(xiàn),自然規(guī)律并不是完全對稱的,宇宙像個“左撇子”。

1957年,李政道與楊振寧因提出“宇稱不守恒”理論,共同獲得了第57屆諾貝爾物理學獎。

后來,楊振寧卻說,“唯一理解到驗證他們理論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人”,是當時為他們提供重要幫助的吳健雄。

1948年,李政道在哥倫比亞大學第一次見到了吳健雄。彼時,吳健雄正在打磨一種晶體,她想要糾正以前“β衰變”實驗里的一個錯誤,她管這叫作“訓練電子”。

李政道后來在回憶錄里寫:“搞理論的人是用薛定諤方程、狄拉克方程來理解和描述電子的狀態(tài)和行為的,而真正做實驗的人卻是像對待貓、狗一樣,細心愛護、訓練電子。電子訓練得好,晶體里面沒雜質(zhì),從它們的行為中得到的數(shù)據(jù)才能告訴你實在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了適應時代發(fā)展需求,中國也開始重視計算技術與半導體技術。1955年,在何澤慧的指導下,物理研究所研制出了中國第一臺物理探測器。

次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授意下,中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在北京大學成立,副主任是時任復旦大學的教授謝希德。當時,謝希德剛成為母親不到5個月,丈夫曹天欽支持她去北大的選擇,并擔起照料孩子與家庭的全部責任。在家庭和丈夫的支持下,謝希德日后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女校長、復旦大學迄今為止唯一的女校長。

也是在同一年,李政道找到在哥倫比亞做教授的吳健雄,想邀請她一同幫忙證明“宇稱不守恒定律”。那時,吳健雄教授是β衰變實驗方面的權威專家,決定要參與后,她當即取消了暑假旅行計劃,著手加入工作。

近半年時間內(nèi),吳健雄每天從凌晨2時開始工作,如三班制的工人,度過了那個寂靜而深沉的新年。直至次年1月15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廳對世界宣布的宇稱不守恒的最終結論,徹底扭轉(zhuǎn)了物理史上的一個陳見。

但她的名字沒能出現(xiàn)在諾貝爾獎獲獎者名單里。對于這一遺憾,歷來說法復雜多樣,比如論文發(fā)表時已錯過諾獎提名截止日,比如她與同期發(fā)表論文的萊德曼(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產(chǎn)生了人數(shù)沖突,等等。

雖然吳健雄對錯過諾獎不曾公開表態(tài),但1989年1月,她在回復前一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另一位得主斯坦伯格的信上說:“我的一生,全然投身于弱相互作用方面的研究,也樂在其中。盡管我從來沒有為了得獎而去做研究工作,但是,當我的工作因為某種原因而被人忽視,依然是深深地傷害了我?!?/span>

二戰(zhàn)后,全球進入技術加速的發(fā)展時期,戰(zhàn)爭遺留的一些意識沖突問題也開始顯現(xiàn)。置身科學迷宮里的研究者,不得不與家國命運緊密結合,很難做一個象牙塔里的清凈學者。

新中國成立后,王承書頂著壓力從美國歸國,在錢三強的邀請下,領導熱核聚變研究團隊。1959年,王承書被派往蘇聯(lián)原子能研究所學習。在那里,她發(fā)現(xiàn)了一本對核聚變理論相當關鍵的《雪伍德方案》。在回北京的火車上,王承書將這本書翻譯成了中文,使之成為中國核聚變的基礎材料。

然而,隨著中蘇關系惡化,1961年,蘇聯(lián)撤走了所有專家,并銷毀了所有資料,只留下拆不走的廠房和機器。當時,中國正處于原子彈研發(fā)的關鍵時期。

1964年1月,在時任三機部副部長錢三強的再三請求下,王承書同意暫時放下統(tǒng)計物理學和熱力學專業(yè),來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從事鈾同位素理論研究。當時,為了用上我國僅有的一臺每秒15萬次電子計算機,王承書與研究小組經(jīng)常在后半夜或節(jié)假日去計算。王承書力氣較小,不能左手敲鍵和右手列算式,她只能將右手中指壓在食指上,用力敲鍵后再拿筆記下結果,精密地計算,最終獲取了原子彈研發(fā)最重要的原料之一—豐度在90%以上的高濃鈾-235。

9個月后,新疆羅布泊戈壁灘上傳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聲。

同年,何澤慧被任命為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長,三年后,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

回顧從“無”到“有”的過程,沒有一個女科學家被歷史忽視。可后人的贊頌與緬懷,并不能完全還原她們當時所處的具體情境。毋庸置疑的是,在那樣的特殊年代,她們大多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時代發(fā)展的劇痛,她們不僅在科學與技術的發(fā)展上,在政治上也追求進步,她們是真正的革命者,是自己和她們的性別的革命者。

何澤慧和錢三強或許對此深有感悟。當年,離開德國前,居里夫人給他們的臨別贈言是:“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


45.8%

一個女科學家到底應該是什么樣子?

在吳健雄的孫女回憶里,祖母“在中國像搖滾明星”。在美國的時候,吳健雄經(jīng)常長時間待在實驗室里,睡在地板上過夜。有一天晚上,一個學生小聲提醒她,該回家給兒子準備晚飯了—他多次打電話到實驗室,告訴媽媽自己餓了。

吳健雄只是淡淡回答道,“哦,他找得到開罐器的”,然后繼續(xù)工作。

吳健雄的好友、意大利物理學家賽格瑞曾總結,吳健雄具備了成為一名科學界成功女性的三個先決條件:一個“好丈夫”、短途通勤、良好的托兒服務。

吳健雄的丈夫袁家騮,袁世凱的孫子,也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博士。與吳健雄成婚后,袁家騮始終把妻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他在家做飯,開車送她到任何地方。

科研工作周期長、回報慢,耀眼的勛章背后,有著也許數(shù)十年的沉淀與孤勇,唯非熱愛與全情投入所不能。她們身上屬于“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必然退居其次。

2003年研制出抑制SARS藥物、2002年臨危受命研制新冠疫苗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陳薇,與丈夫麻一銘結婚31年,幾乎沒做過家務。麻一銘曾說:“讓陳薇做家務簡直就是浪費她的才能!”

女性沒有必須做的事,正如男性也沒有不能做的事。一個科學家的煉成,不能靠孤軍奮戰(zhàn)。那些最終沖出重圍被世界看到的女性科學家,她們不是不愛紅裝,只是也愛武裝。

吳健雄熱愛旗袍,幾乎在所有正式場合,她都身著一襲中國旗袍,長發(fā)高髻,這是少女時代就保留下來的偏好。

在北京大學話劇社以吳健雄為原型的《春逝》里,一群黑壓壓的西裝里,突兀地出現(xiàn)兩位穿旗袍的女性。除了健雄,另一位是她的摯友、中國第一位物理學女博士顧靜徽。顧靜徽也喜歡旗袍,還喜歡音樂、紅酒、詩歌,會在報紙上為自己刊登《征婚啟事》,也渴望婚姻與陪伴。她并未因為身處男性學術圈里,放棄或隱藏自己的女性魅力。

哪怕到了今天,強調(diào)柔美的“女性氣質(zhì)”似乎在審美上還是與生產(chǎn)創(chuàng)造“格格不入”,這也許不是因為科學領域本身自帶嚴肅沉悶的氣質(zhì),而更多是因為長期以來主導它們的都是男性。歷史上,為了融入其中或掩人耳目,女性不得不將自己偽裝得像一個男人,抹去作為少數(shù)的性別特質(zhì)。

1965年,吳健雄在麻省理工學院召開的一場研討會上,呼吁科學界當包容更多女性。她毫不客氣地抨擊了那種把科學視為男性領域的“牢不可破的傳統(tǒng)”,并提出質(zhì)問:原子或DNA分子難道也像我們的社會這樣,“對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答案當然是沒有。時代有局限性,這也意味著歷史會在不斷自我修正中前進。今天,中國女科學家在世界科學領域的占比越來越重,也越來越重要。2024年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女性科技工作者總量約4000萬人,占比達45.8%,且增速超過男性。

2015年,75歲的屠呦呦博士,憑借發(fā)現(xiàn)治療瘧疾的青蒿素,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得主。

女科學家并不是拿獎那一刻才成為科學家的?!扒噍锼亍毕袷峭肋线系暮⒆?,為了孵化它,她的心血,不是功勛,而是生命力的熱情與延續(xù)。1972年7月,屠呦呦和課題組的同事準備拿青蒿萃取液來進行人體測試,取液的編號為191,密稱“91號”。在此之前,190次實驗都失敗了。當時還沒有關于藥物安全性和臨床效果評估程序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自己身上進行實驗。

屠呦呦拿下諾貝爾獎那年,世界最有名望的科學雜志《自然》評選出年度十大人物,研究人造皮膚的斯坦福大學教授鮑哲南當選。

2016年,鮑哲南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2017年,她獲得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同年升任斯坦福大學化學工程學院院長,成為斯坦福大學首個華人女院長。2021年,她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也成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中國女科學家在全球科研領域的覆蓋面越來越廣。從中國首位女性航天員劉洋,到參與“北斗系統(tǒng)”設計、開展國內(nèi)首個天空地一體化增強系統(tǒng)的無線鏈路級試驗的徐穎,在航天航空、大洋科考等國之重器領域,女性的身影和聲音都越來越明朗。

2024年5月,結構生物學家顏寧獲得“世界杰出女科學家成就獎”,也成為中國第八位獲此殊榮的女性科學家。

8年前,顏寧曾在一檔節(jié)目上發(fā)問“女科學家都去哪了?”她不認為從事科研的女性應當被強調(diào)性別?!翱茖W就是這么一個淺顯易懂的世界,它沒有任何門檻,只要你在本科接受了足夠的訓練,它對性別沒有偏向性?!?/span>

畢生致力于科研的人,面對的不僅是自在的內(nèi)心與毅力,還有外部世界不斷變動的需求與競爭。在技術革命與政治變動的大背景下,他們的視野必須穿過個體和家園,抵達整個人類福祉的長程。

而那些走過來的人,所感受到的與踐行的使命與熱情,就像女性的天生氣質(zhì)一樣仿若本能—那些柔軟的,堅定的,非暴力及細膩的事情,仍然有人在做。

總有這樣一剎激情燃燒的時刻,年代,性別,都不再是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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