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中山大學緊急會議》，廣州魯迅紀念館藏（圖/本刊記者 郭嘉亮）

因為閏月，2023年的夏日被推遲，直到5月假期過去，暑熱才開始緩緩降臨廣州。較之以往更漫長的春季，讓“紅”和“綠”在這座城市的碰撞變得更柔緩了。

?紅色和綠色，是百年前魯迅對廣州作出的評價：“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

綠與紅，表現(xiàn)了某種矛盾性。它有鮮明的紅，但與同樣作為紅色基地的西南、西北不同，廣州的紅，是在熱烈、動蕩的革命氣息之中，又羼雜一份歷來穩(wěn)陣的平靜和浪漫。?

如今鮮有人記起，在千年商都之外，歷史上的廣州，曾是我國南方最重要的政治重鎮(zhèn)。?

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中國，“革命”可以說是最重要的關(guān)鍵詞。軍閥政府在鎮(zhèn)壓革命的同時還加強了文化圍剿，與此同時，在國際潮流的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得到進一步傳播，世界范圍內(nèi)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此起彼伏。?

彼時，諸多文化名人、作家詩人先后南下廣州。從郭沫若到魯迅，從成仿吾、郁達夫、王獨清等“創(chuàng)造社”主力，到后來的茅盾、巴金。他們在廣州短居或常住，留下了深嵌歷史的印跡，也受到了這片土地的終生影響。?

百年后的今天，或許更值得追問：作為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究竟靠著什么理念和力量吸引了魯、郭、茅等作家？他們在南方的實踐和思想，又對整個革命征程起到了怎樣長遠的影響？?

遙望歷史，太多與民族命運有關(guān)的重大事件與廣州密不可分。從兩次鴉片戰(zhàn)爭到辛亥革命，從北伐戰(zhàn)爭到廣州起義，雖然遠離政治中心，廣州長久以來開放自由的獨立精神，天下為公的平民精神，重商輕官的傳統(tǒng)，都在此地鑄就了一種獨特的政治人文風氣。?

現(xiàn)代化以后的廣州，仍然保留著這股巋然的公民氣質(zhì)。扎根民生的媒體不厭其煩地走街串巷，為一種荔枝的風味踏破鐵鞋；CBD對面的城中村藏著拍不完的電影；大街上隨處可見人字拖和頹T，原汁原味的方言自然流淌，也可以毫無障礙地切換成你熟悉的語言。?

以人為本、為先的風氣不僅包裹著生活，也影響著政治。以人的長足幸福為第一旨意，同時堅守不可撼動的家國底線，這就是廣州歷久彌新的主人意識。?

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如果廣州是一個美人，于外，她將舉重若輕的“松弛感”演繹到極致，于內(nèi)，則有著雷霆萬鈞的力量和雄風。

?

紅與綠的交輝

1927年1月18日，魯迅離開廈門大學，抵達廣州黃埔，直到9月底離開，正如天氣一樣，他的思想和生活，都經(jīng)歷了一次由寒冬到暖秋的巨大變化。?

按原計劃，魯迅赴粵原本打算做兩件事：一是“與創(chuàng)造社聯(lián)合起來，造一條戰(zhàn)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勵寫些文字”；另一個，便是與許廣平團聚。?

多年后，魯迅的孫子周令飛這么認為：在廣州的這200多天，“魯迅迎來了他一生中最柔軟的時期，也是最浪漫的時期”。?

魯迅抵達廣州那天恰好是農(nóng)歷的臘月十五，已有過年的氣氛，雖然魯迅自稱不過農(nóng)歷新年，但年二十八那天，他還是沒經(jīng)受住廣州花市的誘惑，和許廣平、孫伏園去逛了半天的花市。

不過，當時的魯迅，對于廣州的期待其實是比較復雜的。他剛在廈大經(jīng)歷了學校里的派爭、難吃的食堂，很是煩郁，對南方的革命形勢也并不看好。?

在1月25日的中山大學學生歡迎會上，魯迅先直言“廣東是舊的”，鼓動青年“有聲的發(fā)聲，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學從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藝運動出現(xiàn)”。?

但緊接著，他又自稱“我并非一個斗爭者”，“站在后面叫幾聲，我是很愿意的，要我來開路，那實在無這種能力……現(xiàn)在，我只能幫幫忙，不能把全部責任放在我身上”。?

對于自己矛盾迂回的心態(tài)，魯迅倒也坦誠：“我有兩種矛盾思想，一是要給社會上做點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議論即如此灰色。折衷起來，是為社會上做點事而于自己也無害”。?

廣州的確給了魯迅一次緩沖和沉淀的機會。那幾個月，他領(lǐng)著每月500大洋的薪水，有愛人好友伴身，一面游山玩水，田野郊郭，河畔茶樓，在南國漸入春夏的環(huán)境里調(diào)整自身，一面在形勢的變動下轉(zhuǎn)換自己的革命思想，看見了新的希望。?

到廣州不到半年時間里，魯迅就產(chǎn)出了序文、譯文、札記、雜文、歷史小說等共56篇作品。有趣的是，他在日記中記錄下的外出食飯、品茗共有43次，在廣州期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數(shù)量，也恰好是43篇。?

今天，要在廣州尋溯魯迅的蹤跡，除了曾為中山大學大鐘樓的魯迅紀念館，向南近珠江一公里左右的白云路西段，還藏著魯迅住過的另一棟公寓。那是一座低調(diào)的鵝黃色西式建筑，到今天也綠蔭環(huán)繞，環(huán)境清幽，走幾步路就有小橋流水。?

由于希望將生活和工作分開來，在大鐘樓住了兩個月后，魯迅搬出校園，住進了白云樓公寓。在這里，他潛心完成了《朝花夕拾》和《野草》的編訂?！兑安荨返念}詞，或也可作為溯源魯迅那段時間的一種思想索引：“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在廣州期間的魯迅，從未停止思考知識階級、文學命運與革命前途之間的復雜關(guān)系。?

1927年3月，魯迅到嶺南大學演講，主題是紀念葬于市郊黃花崗的廣州起義先烈，于是有了一篇《黃花節(jié)雜感》，提醒大家要關(guān)注革命如何在廣州存續(xù)與發(fā)揚：?

“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于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jié)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xiàn)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沖突的苦悶?！?

在廣州時期的魯迅，的確同時經(jīng)歷著生活上的舒緩和思想上的動態(tài)修整。尤其是“四一五”白色恐怖過后，魯迅愈發(fā)看見了革命的反復性和繁復性，開始更獨立、辯證地思考現(xiàn)實議題。

雖然他也曾批評過廣州和中山大學，比如人浮于事的機關(guān)和部門，工友們的聒噪和粗俗，但總體而言，魯迅與廣州之間的邂逅短暫而深刻。1927年4月中，魯迅宣布辭職，中山大學卻給他將工資開到了5月底。

在致好友章廷謙的信中，魯迅作下這么一句評價：“廣東還有點蠻氣，較好。”

?

創(chuàng)造社主要成員（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在國立廣東大學的合影（圖/視覺中國）

文學與革命的聯(lián)姻?

在魯迅來廣州之前，中山大學還叫“廣東大學”，是孫中山在廣州創(chuàng)辦的兩所重要革命學校之一（另一所是黃埔軍校）。?

1926年7月9日，10萬國民革命軍揮師北伐，彼時的廣大文科學長毅然辭去了每月薪俸360元的職位，投筆從戎，參與北伐。?

這位文科學長就是郭沫若，那時，他才只在廣州工作了4個月。?

4個月前，在瞿秋白的推薦下，郭沫若由上海南下，出任廣大文科學長。剛一上任，他就提出了一個“文科整頓計劃”，倡導學生自由選課，推行文科革新。?

郭沫若頂著被刁難和排斥的壓力，“以校長為依歸，以學生為本位，以良心為指導，自信毫無恣肆”，最終推動了計劃的順利實施。?

革新與創(chuàng)造，算是郭沫若在廣州期間的重要主題。正如他在一篇為“鑿死”自己原有“混沌”思想而作的序文里所說的，“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fā)點?！?

站在歷史后臺往前看，廣州將郭沫若從一個浪漫主義詩人改造成了革命戰(zhàn)士。事實上，在赴粵前，他已經(jīng)感受到了現(xiàn)實斗爭和理論戰(zhàn)線的感召，來廣州后，開始進一步接觸、學習馬克思主義，對國內(nèi)社會革命的熱情，也隨著嶺南熱情的夏天蓬勃生長。?

在廣大宿舍里，郭沫若寫下了《我來廣東的志望》：“總之我們要改造中國的局面，非國民革命的策源地廣東不能擔當；我們要革新中國的文化，也非在國民革命的空氣中所醞釀的珠江文化不能為力。”?

不過，究竟何為“珠江文化”？?

關(guān)于珠江流域鮮活生猛的野性，包容流動的積極風氣，歷來無需贅言。但每每談及人文與藝術(shù)，嶺南卻免不了受一遭“貧瘠”之類的評價。?

若結(jié)合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誤解實在根固。

中國近代報業(yè)的發(fā)源地就是在廣州十三行，率先實現(xiàn)了用信息交流和公共表達推動社會發(fā)展，為城市留存記憶；現(xiàn)代的紅色文學，在廣東也有著深厚的思想和社會基礎(chǔ)。

早在20世紀初，朱執(zhí)信、楊匏安等人就開始在廣東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1919年11月，與《新青年》發(fā)表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時，太陽社發(fā)起人楊匏安也在《廣東中華新報》連載了長篇論文《馬克思主義》，這是華南地區(qū)最早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后來成立于30年代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里，廣東作家也以七分之一的占比，成為其中相當重要的一支力量。廣州“左聯(lián)”的誕生之地，就安靜坐落在今日的越秀區(qū)文德路上，一座安靜掩映在榕蔭中的紅磚壁樓。?

如今講“革命文學”，廣義上得追溯到清末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倡導的詩界、小說界革命，緊接著是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但真正的紅色文藝實乃自廣州興起的。?

百年前大革命時期，熱火朝天的文人南下，都為當時的廣州注入了巨大的文化活力，也為今天的廣州渲染了一抹魯迅所說的“紅”。?

還有學者指出，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創(chuàng)造社核心成員集體南下，是革命與文學“由曖昧真正走向聯(lián)姻”的標志。 按照魯迅的說法，所謂“革命文學”，往往是革命在前，文學在后，“政治先行，文藝后變”。?

1926年的廣州，先是舉辦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著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北京那邊，中共中央決議準備北伐，“三一八慘案”后，全國民眾對反帝反軍閥的熱情高漲。

就在郭沫若抵達廣州的3個月前，即1926年1月，茅盾（沈雁冰）也從上海南下赴粵，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期間，茅盾忙于處理宣傳部事務(wù)、主編《政治周報》，極少寫文學文章。但有一次，他被拉去給廣州全市中學生作演講，當聽到對自己的介紹是“文學家”時，茅盾一時起意，放棄了原本想講的“黨八股”，改從希臘神話談起。?

他先講普羅米修斯從天上偷火種下來給人民，繼而闡述火為何是人類文明的起源，接著，他高聲道：“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火。”因為不懂廣東話，茅盾一邊講，陪他來演講的陳其瑗一邊聽，一邊替他翻譯，聽到最后，一邊翻譯一邊鼓掌?！瓣惼滂ニ臀一匦麄鞑繒r在汽車中對我說，有許多人對全市中學生講過話，都把聽眾催眠了。我這次效果這樣好，真是破天荒?！?

廣州的文藝土壤并非沒有，只是需要挑撥、挖掘和激發(fā)。廣州以實干的社會性格，溫潤內(nèi)斂的城市氣質(zhì)，讓革命與文學在此地碰撞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動能和火焰。?

在廣州期間，與郭沫若朝夕相處的周全平說他“漸漸變成現(xiàn)實的了”。從擇師運動到創(chuàng)造社的成立，再到后面的棄文從政，從南下前“有革命精神之文學作家”變成“革命名流”，郭沫若開始以“從事實際活動”來確認自己“日后的動向”。?

以郭沫若為首的創(chuàng)造社廣東分部，亦承載著這種由理想到實際的動態(tài)轉(zhuǎn)向。?

在如今熱鬧繁華的北京路商業(yè)區(qū)，沿著百年老街昌興街，還可以循小巷找到一棟刻有“42號”的住宅樓。紅色的老舊木門背后，隱隱可見一條陡狹的階梯，通往大門緊鎖的二樓。?

這就是1926年春郭沫若為首創(chuàng)辦的創(chuàng)造社分部舊址，一代文學青年為廣州注入活力和生機的大本營。?

在廣州之前，創(chuàng)造社已在東京和上海成立，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人擬下的初期宗旨，還是努力用文藝戰(zhàn)士的創(chuàng)造，使“火山之將噴裂，宇宙之將狂飆”。郁達夫為1923年創(chuàng)辦的日刊《創(chuàng)造日》撰寫宣言，表達了對文藝獨立、不受政治干擾的希冀：“我們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政治經(jīng)濟，我們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chuàng)作文學和介紹文學。現(xiàn)代中國的腐敗的政治實際，與無聊的政黨偏見，是我們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

1925年的“五卅慘案”后，不少上海文藝界知識分子開始關(guān)心政治，文藝也隨之左轉(zhuǎn)，關(guān)注底層、要求自由和變革的進步思潮開始涌入時代舞臺。?

魯迅、郭沫若一干左翼文學家在廣州的影響和改變，既促動了文學與革命、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有機融合，也應(yīng)合著廣州延續(xù)至今的務(wù)實、寬容與人文本體意識。?

從個人角度看，人生的種種轉(zhuǎn)變或在意料之外，但嶺南重自由、探索的天然氛圍，是南下文人們勇敢踏上變革之路不可或缺的土壤。

?著名作家茅盾（圖/視覺中國）

勇敢的與結(jié)實的

到了30年代，廣州已經(jīng)是個頂熱鬧的城市了。至少在四川人巴金看來如此。?

巴金一生中曾六七次到廣州，對這個“陽光常照的地方”感情頗深，他多次在文章里回味廣州的端午龍舟和飲茶、花市及粵劇，感受著城市文明與傳統(tǒng)氣息在這里的碰撞，熱情與溫情的動態(tài)融合。?

1933年2月15日，廣州第一座跨江大橋、全國最大的橋梁海珠橋開通后，巴金無限感慨，感覺原先被劃割成兩個世界的廣州此刻連起來了。他每日都要兩次經(jīng)過海珠橋，目歷穿梭兩岸的工人、住在船上的疍民，晚上九、十點回來時，“人行道上坐滿了工人……夜晚好像是工人的節(jié)日”。?

工人在廣州的確常是熱鬧的。那段時間，巴金住在珠江南岸機器總工會樓上，工會里也住著許多失業(yè)工人，一到晚上，樓下就人聲嘈雜，工人們時而開會，時而在娛樂場演出機工劇社的粵劇。

在民主革命策源地的百年歷史階程里，工人群體一度掌握重要話語權(quán)，甚至站上時代舞臺，掀起推動革命的進步風云。?

第一、二、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都是在廣州召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也是在廣州成立的。廣州還多次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指揮中心，從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時間，就先后發(fā)動政治的或經(jīng)濟的罷工達16次之多。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為支持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的省港大罷工，都為統(tǒng)一廣東革命根據(jù)地和社會秩序，包括后來的北伐戰(zhàn)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與廣州沙面隔涌相望的六二三路上，還矗立著一塊“沙基慘案烈士紀念碑”，碑上刻著“毋忘此日”的字樣，見證著這場世界工運史上時間最長的罷工。?

2023年5月11日，廣州六二三路，沙基慘案烈士紀念碑（圖/本刊記者?施澤科）

民眾意志的活躍，保護著廣州一種生活化、平?；墓穹諊粌H為廣義的政治，更為全城乃至全國人民的福祉。?

后來抗戰(zhàn)爆發(fā)，巴金還在廣州，并親眼看見“在這些（廣州）居民中間，人我的界線怎樣迅速地消失。許多人自動地將自己的家屋用具獻出作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難處，壯丁們也敢冒危險去挖掘炸毀的房屋，救出受傷的同胞”。?

在寫于1938年的散文《廣州在轟炸中》里，巴金感慨道：“這里沒有勇敢，也沒有怯懦。這里的居民不愛死，但也不怕死；他們把‘死’看得很平常。它來拜訪，就讓它進來。它走了，左鄰右舍也不因此驚擾。一個人死了，別的人仍舊照常工作。一幢屋毀了，別的房屋里還是有人居住。騎樓下的赤血剛剛洗凈，那個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腳跡。一個人倒下，一個人流血，在這里成了自然的事。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著的更加努力從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沒有人愿意放棄自己的責任；但是倘使輪到自己閉上眼睛，他也不會覺得有什么遺憾。”?

巴金看來，“死”的威脅甚至“增加了這里居民的團結(jié)，它把數(shù)十萬人的心變成一顆心，鼓舞他們向著同一個偉大的目標前進”。?

這不僅僅是一種集體的愛國主義精神，更是一種啟自廣州千百年求真、求實主義的“結(jié)實”心態(tài)：“對于這種‘結(jié)實’的人，敵機的威脅是完全無用的，沒有一種暴力能夠使他們屈服?！?

在這樣的氛圍中，巴金自己也“學會鎮(zhèn)定，學會不怕死”。?

城市的文化特征常常是由地理位置和歷史脈絡(luò)同時決定的。過于濃厚的商業(yè)與生活煙火氣，偶爾掩蓋廣州幾度作為政治重鎮(zhèn)的歷史地位，可但凡你住上一年半載就不難感受到—這座城市與生俱來的自由開放氣質(zhì)，持續(xù)孕育著以人為本的根本氣度，從百年前敢為人先的革命精魂，到如今依然堅固的公民精神，從來不曾褪淡。?

時至如今，廣州也是全國一線城市里將工人、農(nóng)民群體放在城市主人地位的優(yōu)等生。底層人民在廣州得到的尊重和關(guān)懷，滲透在城市角落。?

1959年8月3日，羊城晚報“花地”版開始連載一部叫《三家巷》的長篇小說。作者歐陽山，一位曾于30年代參加過廣州“左聯(lián)”建設(shè)的作家，他以作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廣州為背景，在書中描寫了省港大罷工、廣州起義等重大歷史事件，卻并不是站在歷史概括者的高度去俯瞰，而是秉以廣東文人一貫的平民姿態(tài)，深入到市井人家，從小人物的生活情態(tài)里掀開歷史邊角。?

莫言曾說，他在孩提時代對“廣州”形成的概念，就大多來自這本《三家巷》，用他的話來說，那種“舊廣州的水汽市聲”，就是將文學的人本性、藝術(shù)性與時代共振結(jié)合的“廣東味兒”，諸如廣州的二厘館、茶樓、伙計、艇家，“蛇有蛇路、鼠有鼠路”“拉埋天窗”，市井風情俯拾皆是。?

生活化的細膩包裹，保護的都是長久生長在此地的自由種子。從大革命的策源，到文學與革命的有機融合，再到后來公民精神在廣州的延綿存續(xù)，生活的褶皺里，歷史仍然鮮活。?

時至如今，恐怕沒人否定廣州是個藏龍臥虎的地方，也是個改造人、浸潤人的地方。擦肩而過的魯迅和郭沫若如是，后來的茅盾、巴金也是，任何一個在歷史不同階段與廣州相遇的普通人，都是。?

這種慢慢浸潤人的動態(tài)特質(zhì)，讓廣州亦成為一座現(xiàn)代與歷史和諧共處的城市。不論走到哪里，總有一些沉淀下來的東西提醒你慢下來，靜一靜，它們緩沖了這座商業(yè)都城的冷硬感，增添了燃薪者沉淀下來的深刻和柔軟。?

生活氣質(zhì)常在，生命之樹常青，熱情之火不滅，今天的廣州，仍在流動中，更在前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