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習近平總書記后來回憶說：“我當時上初中一年級，政治課老師在念這篇通訊的過程中幾度哽咽，多次泣不成聲，同學們也留下了眼淚?！?/p>

1990年7月8日，焦裕祿因病逝世26年后，這篇長篇通訊的老記者重訪蘭考，又撰寫了一篇通訊文章《人民呼喚焦裕祿》。文中寫到：當地群眾從家里帶來新蒸的白面饅頭，擺在焦裕祿墓前，哭著喊著，要他們的焦書記走出墓來嘗嘗味道。他們水遠忘不了，焦裕祿和他們一起吃糠咽菜的艱難日子；永遠忘不了焦裕祿端起大家湊來的“百家飯”，眼淚簌簌滾下來的情景。如今家家過上了好日子，焦書記卻不回來了。

沒過幾天，讀了《人民呼喚焦裕祿》之后，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以《念奴嬌》的詞牌填了一首《追思焦裕祿》，發(fā)表在《福州日報》上：魂飛萬里，盼歸來，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誰不愛好官？把淚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氣！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膽長如洗。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綠我涓滴，會它千頃澄碧。

從新中國成立到今天，誕生了很多典型。“焦裕祿”無疑是其中留下刻痕最深的之一。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縣級政權在中國政權體系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兩千多年來，縣一直是我國國家結構的基本單元，穩(wěn)定存在至今。事實上，縣一級領導雖然官不大，但責任和壓力都不小?？h域治理最大的特點是既“接天線”又“接地氣”。古人說，郡縣治，天下安。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也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圖源：人民網

傳統(tǒng)社會中縣令被稱作“芝麻官”。這是具有詼諧意味的說法。對老百姓來說，出一個好縣令還是一個壞縣令，對他們的命運影響頗大。對共產黨來說，縣委書記是直接面對基層群眾的領導干部。中國太大了，縣一級領導要謀的是幾十萬、上百萬人的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大計，管千頭萬緒的事務。對上而言，縣級官員權力是不大，對于域內而言，又是權力極大。

同時我國是個人情社會，縣級地域不大，人際關系比較緊密，親屬圈、朋友圈、同事圈等比較熱絡。哥們義氣代替同志友誼，上下級關系變成人身依附關系，如果形成一些派系勢力，就拉你入伙，不入伙就打掉你，很難清流。一個縣委書記實際上面對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人情陷阱和種種潛規(guī)則，想做成事情并不容易。

焦裕祿是1962年12月5日到蘭考的。焦裕祿可以說是在蘭考最困難的時候來的。

1962年冬天，正是蘭考縣內澇、風沙、鹽堿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麥子，秋天毀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堿地上有10萬畝禾苗堿死。1956年蘭考產糧食一億七千六百斤，1962年36萬人只有六千萬斤的產量。蘭考縣的韓村全年一個人只分了12兩(16兩老秤)紅高粱穗，合現(xiàn)在的糧食七兩半，這就是一個人一年的口糧。這讓穆青感到吃驚，他在采訪筆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幅悲慘的流民圖。”當時的縣委宣傳干事劉俊生一直跟隨焦裕祿參加治理沙丘的勞動，據他回憶：“當時困難得很，都是我們男勞力在封沙丘，有些小孩、婦女上外邊去要飯，要了飯回來再吃?！?/p>

1956年7月22日，焦裕祿（中排左四）與大連起重機器廠機械車間工人文藝組合影（圖源：人民網）

縣上的工作，幾乎被發(fā)統(tǒng)銷糧、貸款、救濟棉衣和燒煤所淹沒了，所以有的人說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

無論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還是李雪健主演的電影《焦裕祿》，人們都對這樣一個場景印象深刻：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后，他并沒有宣布議事日程。只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檐下，持著尺把長的冰柱。許多逃荒的災民扶老攜幼擁擠在候車室里。他們正等待著國家運送災民前往豐收地區(qū)的專車，從這里開過……

電影《焦裕祿》劇照

事實上，這并不是焦裕祿第一次現(xiàn)場去看蘭考逃荒的災民。來蘭考之前，焦裕祿是與蘭考相鄰的尉氏縣委副書記。開封地委先后安排了幾位干部去蘭考任職，但都不愿意去，一位焦裕祿的老領導就想到了他。在和焦裕祿談話后，這位老領導還請他幫忙一起處理下逃荒的災民的事情。原來，省委一位領導來開封視察工作，見各飯館要飯的很多，一問全是蘭考的，讓民政部門全體出動，一天收容了兩千四百七十三個，最大的七十，最小的才四個月。這位老領導和焦裕祿來到收容站，長條椅上、地上坐的全是離家外流的災民，混亂的場面，很像是一陣冰雹突襲的集市。

何香久的長篇小說《焦裕祿》詳細描繪了當時焦裕祿和災民的對話。焦裕祿問他們這次出來要去哪里，有的回答說去洛陽，有的說去鞏縣，有的說去西安，還有個年輕人說要去四川、云南。為什么要去這么遠的地方？這個年輕人可能以為焦裕祿是民政局的干部，就回答說：“民政同志，你們不知道，這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老話一點沒錯。不管到什么地方，只要一說蘭考的，人家都同情，給你吃的，走時還給捎上?！币晃焕蠞h還插話說，自己五歲時到東北要飯，人家一聽是蘭考的，趕緊給端出大渣子粥來，要了一輩子飯，到哪一提蘭考，都知道。

老領導帶焦裕祿來收容站，其實是有目的的。蘭考太特殊、太困難了，光有決心、有熱情還不夠，更重要的得能深入群眾找想法解決問題。另外，焦裕祿在縣級領導崗位上工作的時間也不算長。事實上，通過焦裕祿和災民的對話，老領導心里就有底了。焦裕祿詳細詢問了災民有沒有手藝、技術，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主意：與其出去要飯給社會和別人增加負擔，不如把有技術的或沒技術有力氣的人組織起來，由縣里去聯(lián)系，找干活兒的地方，靠勞動吃飯，既可以度荒，也是一件光榮的事。災民紛紛說好，省得被人當盲流趕來趕去，就是擔心是不是真有人管這個事情。

焦裕祿在花生地里拔草（圖源：新京報）

1963年春荒也很嚴重。省里有領導下來視察，轉了一天后說：“我以為蘭考縣的人都跑完了呢！”“跑了三四萬人就不少了。”他還這樣發(fā)問：“你們還干得了不？干不了就把你們縣分開了?！边@也有“激將”的意思。

在蘭考，有一次焦裕祿說： “逃荒要飯，不是群眾的要求，這是他們要求改變家鄉(xiāng)面貌。”

但改變談何容易。焦裕祿來蘭考到1964年4月因病去世，時間只有一年多，據有的干部回憶，來蘭考頭七個月，統(tǒng)一思想，醞釀的時間很長，占去了一半時間。光靠自己一個人不行，焦裕祿花了相當精力來轉變“領導思想”。當時蘭考的領導干部，面對蘭考的嚴重困難，普遍有畏難情緒?！吧焓窒蛏系膭蓬^很嚴重，沒找到更多的辦法?！?/p>

擔任縣委書記時間雖然不長，但焦裕祿留下了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為什么他的崇高精神能夠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焦裕祿是清廉的。與老百姓的疾苦相對照，一些干部卻在搞特殊化。很多現(xiàn)象都引起了群眾的極大不滿。比如有的領導干部從來不去災區(qū)，去蹲點也是坐著汽車看莊稼。允許社員有自留地后，讓下邊給了自己一塊自留地，讓農民給他種，收了東西都給他。吃的菜也是讓下邊的人給送。有個公社書記，因為不蹲點，被焦裕祿批評了兩次。挨批評了下去蹲點后，帶去去了八個干部，還去了一個炊事員，蹲了一個多月，主要忙著喝酒打撲克，連這個村有多少人、多少牲口、多少地都不知道。還有個公社黨委副書記不僅把家屬安排在生產隊，參與生產分配，自己也被群眾諷刺說是“吃飯讓人端，騎馬讓人牽，過河讓人背”。

焦裕祿家屬合影（資料照片，1966年3月23日整理）

有一次，縣禮堂放電影，小孩子們叫：“怎么還不開演呢？”旁邊有人說：“你嚎什么呀，那邊的大官們還沒來呢?！苯乖５撝懒撕?，就提出不準任何干部不買票進場，不準干部買五排以前的票。他還親自起草《干部十不準》，除了規(guī)定“一律不準送戲票”外，還規(guī)定“十排以前戲票不能光賣給機關”，就是說好票要留一些給群眾。他無意間聽到兒子因認識售票員看戲未買票，便教育兒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戲”，并立即拿出錢叫兒子到戲院補票。

焦裕祿在蘭考四百七十五天，靠一輛自行車和一雙鐵腳板，對全縣一百四十九個生產大隊中的一百二十多個進行了走訪和蹲點調研，面對面向群眾請教、同群眾商量。每當風沙最最大時，他都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每當雨下得最大時，他都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正是這種深入的調查研究，使他在較短時間內基本掌握了內澇、風沙、鹽堿的規(guī)律，實施了治理“三害”的正確決策。

焦裕祿下鄉(xiāng)進村時，不聲不響，不先找村干部，而是先看貧下中農，往往直接奔村中最窮的人家，了解情況后再去大隊找支書談話。他曾經這樣說：“支書是為百姓服務的，你得先找主人，得看看主人的生活過得好不好，才好和服務的說話?！?/p>

1963年7月，蘭考遭遇了水災，焦裕祿在下面發(fā)現(xiàn)煤點太少，群眾燒的方面有困難，專門給相關的縣委委員打電話。從那以后，一旦有連雨天或下大雪，供銷社的干部就下鄉(xiāng)訪問各家各戶，形成了風氣。遇到水深沒法過，他們就頭頂著煤、鹽運過去。

如前所說，縣域治理下接地氣，上還要接天線。每天面對大量“實際”，縣域工作也必須有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焦裕祿是努力實事求是，按照實際解決問題的。他來到蘭考后就勇于進行反思，這樣說道：“蘭考有黃金時代，那就是1957年以前，是我們從1958年搞瞎指揮，讓蘭考百姓受了苦，要記住這教訓。我們想到老百姓，心里有愧。我們對不起蘭考的老百姓。我們不能不好好工作，不能再負蘭考人民的重托了。就是拼上老命，也要改變蘭考的面貌！”

為了治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祿通過和農民交談，接受了林業(yè)護理員的建議：實現(xiàn)責任制。他在起草文件時明確提出可以實行“六包”：臨時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節(jié)性包工、常年包工、專業(yè)包工（看管果樹、副業(yè)，紅薯育苗包給個人）和連續(xù)包工（作物、地塊、管理人不變，隊里種何物包管何物）。林區(qū)最好將林木和土地一起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任彥芳的《我眼中的焦裕祿：1965年——1966年采訪手記》一書中寫到，在當時，人到了談“包”色變的地步，焦裕祿寫的文件里有六個“包”，需要很大的勇氣。

泡桐林是鎖住蘭考風沙的功臣，焦裕祿當年親手栽下的幼桐已經長成合抱大樹，被稱作焦桐。泡桐不僅能固沙，還是經濟作物。蘭考的風箱是很暢銷的小特產品，因為泡桐制作的不透風，左手拉把，很適合農村。事物總是有兩面性，歷史上蘭考土質不好，蘭考人就在黃河故道上創(chuàng)造多種多樣的生存方法，門路很多，其中就包括賣泡桐制作的風箱。

當年焦裕祿親手栽下的泡桐幼苗，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蘭考縣委宣傳部 李宇翔 攝）

泡桐還是做樂器的好材料。焦裕祿來蘭考沒幾天就來到老韓陵村與群眾“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同住在私宅不是很合適，焦裕祿就選擇住在飼養(yǎng)牲畜的牛屋。牛屋是村里的公房之一，往往是人氣最旺的地方，被稱為“草根會議室”，大家稍有空閑，就喜歡聚在一起侃大山。正是在牛屋和飼養(yǎng)員的暢談，讓焦裕祿得到了很大啟發(fā)。

原來，焦裕祿發(fā)現(xiàn)在牛屋碼著很多風箱。一問才知道，是上海樂器廠的人來收購泡桐，但當時已經沒有泡桐樹了，于是各家各戶一轉，發(fā)現(xiàn)風箱是泡桐做的，就把風箱全買下來了。正是在“牛屋談話”以后，焦裕祿下決心在蘭考大面積種植泡桐。1963年一年時間，焦裕祿帶領干部群眾在全縣推廣種植了5萬畝泡桐。這就是焦裕祿常說的，當工作感到沒辦法的時候，你就到群眾中去，問問群眾你就有辦法了。泡桐在今天也成了蘭考的致富樹。

焦裕祿與泡桐的合影

1963年3月，焦裕祿為查風口追風源，尋找治沙辦法來到了張莊，聽老農魏鐸彬說，他母親的墳每年冬春都被狂風扒開露出棺材，后來他用了一個早上的時間從半米深的地下挖出淤泥，把墳蓋住，狂風就再也刮不動了。這也啟發(fā)了焦裕祿用淤泥封沙丘的靈感。

有了想法，焦裕祿也不是馬上就搞個全縣的一把手工程，而是先搞試點，不管是挖河、壓沙還是搞林帶，縣委領導班子成員都分工負責搞個樣板，然后再全縣推廣。據有的干部回憶，焦裕祿向來不戴帽子，很善于團結同志，有爭論也善于處理，比如對糧食產量有爭論，他就先帶領大家一起下鄉(xiāng)去看，然后再統(tǒng)一意見。蘭考人做風箱，有的是偷公家的泡桐樹做的，公安局幾次破案都不好辦，于是話題就轉到供銷社方面，質疑供銷社為什么要收購。供銷社方面也有道理，你不收，人家就不賣？收和賣成了一個類似于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焦裕祿不是簡單地支持哪種意見，而是看到了這其實是單干和集體的矛盾，不是哪個部門的事情。

對有錯誤的干部，焦裕祿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前述那位多吃多占的公社黨委副書記，其實是有工作能力的，做事也很有魄力。地委本來也同意要處分他，但焦裕祿的意見是不處分，而是在實際工作中改正錯誤。不久，這位副書記被調到受災最嚴重的趙垛樓，開始拼命工作，為了制止人口外流，他不僅賣掉了自己的自行車救濟社員，還多次召開會議，對群眾進行形勢、政策教育，發(fā)動群眾挖河排澇、發(fā)展多種經營，一季翻身，實現(xiàn)了有余糧賣給國家。趙垛樓也成為焦裕祿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的五個先進典型之一。

焦裕祿不贊同把共產黨的干部簡單比作清官。他曾經這樣說：“我們不能只會救濟，只救災，不治災，舊中國的清官也能做到。我們不能滿足當清官。清官，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不是人民的長工。我們要當長工。把老百姓當我們的父母，而不是當百姓的父母官?！?/p>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撰寫的回憶錄《回憶爸爸》（5月8日攝）。新華社記者 朱祥 攝

據焦裕祿的大女兒焦守鳳的回憶 ，焦裕祿生前作的最后一次報告，是學習大慶石油會戰(zhàn)經驗的報告。大慶石油會戰(zhàn)是在困難的時候、困難的地方、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包括“鐵人”王進喜在內的大慶石油職工以“寧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氣概，一舉摘掉了長期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貧油帽子。對這樣的英雄壯舉，做報告時的焦裕祿一定會感到“心有戚戚焉”。

臨終前，焦裕祿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黨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钪覜]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可以告慰焦裕祿的是，他的愿望今天已經實現(xiàn)了。